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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踏上前往东京的轮渡不仅仅因为爱情

恋爱 时间:2020-03-24 浏览:
萧红1936年至1937年写给萧军的书信颇为引人注目。更令学界感兴趣的是,这批书信究竟折射出萧红怎样的情绪。字里行间吐露的,不仅仅是惯常人们以为的萧红对于萧军

  名人信札手稿正变得越来越热。其中,萧红1936年至1937年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一批书信颇为引人注目——2019年,这批书信中的两封经捐赠“安家”上海图书馆,一封现身拍场以40多万元成交。而人们熟悉的电影《黄金时代》,片名也源自这批书信。

  这批书信保存至今就是一个奇迹,它们是辗转四十余载后重见天日的。更令学界感兴趣的是,这批书信究竟折射出萧红怎样的情绪。字里行间吐露的,不仅仅是惯常人们以为的萧红对于萧军的情思,更有这位传奇女作家对于未来清晰的自省。

  处境明显好转的节骨眼上,选择前往日本究竟是为什么

  当时,萧红和萧军在上海刚刚站稳脚跟,写作事业双双风生水起,他们之间的情感却出现了嫌隙,但若只用“逃避”或“散心”来解释萧红的赴日,似乎也不够充分

  1977年,萧军整理旧物时,从一包快要破烂腐朽的故纸堆中,发现了萧红已模糊不清的字迹。这是萧红在1936至1937年间写给他的一批书信,大部分从东京寄来。当时他们还没有分手,但两人都经历了一些感情危机,关系已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萧军决定用毛笔重新整理誊抄了这些书信,并让它们公诸于世。

  耐人寻味的是,1938年,当他们山西临汾分手时,这批书信原本说好交由萧红保管的,然而阴差阳错却留在了萧军那里。自此,他们天各一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萧红后来迅速开始与端木蕻良交往,然后结婚。1941年,萧红在香港去世时,大部分的手稿,其中包括还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第二部,都于战火纷乱中被端木遗失,以至于她后期整体的写作面貌,除了已公开发表的那一部分之外,很长时间以来无人窥得,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相较之下,这批没带在身边的书信,辗转四十余载后竟还能重见天日,连萧军自己都不由赞叹这是一个“奇迹”。

  1936年对萧红而言意义重大。这一年,距她逃离家庭,在哈尔滨开始写作生涯已过了五年,而距离她在港离世,同样也是五年。鲁迅在这一年的秋天去世,她自己则于夏天踏上了前往日本东京的轮渡。比起两年前和萧军刚来上海时,他们的处境明显好了很多,各自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以自费出版的形式作为“奴隶丛书”的一种得以发表。版税的收入伴随着名声而来,将他们从哈尔滨时期的各种窘迫,特别是经济窘迫中拯救了出来。当然,这一切的幕后推手鲁迅对二萧在上海所取得的成功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可以说他们在上海建立的一切资源,包括经济上的和人脉上的,无不与鲁迅有关。然而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萧红却作了前往日本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日本学者冈田英的分析,二萧存在着爱情上的问题,这是萧红去东京的原因之一,她在去日之前写下的诗歌《苦杯》及许广平在文章《忆萧红》等回忆文章中的相关表述或许可以成为证据。许广平写道:“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富于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于理智。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那一个时期,萧红几乎天天造访鲁迅在大陆新村的居所,后者因身体的缘故不能时常陪客,于是许广平就不得不抽出许多时间来伴萧红长谈。事实上,几乎二萧身边所有常有来往的朋友们都看出了两者之间的嫌隙,萧军后来也在书简的注释中承认了当时萧红的“身体和精神全很不好”,这使得在上海刚刚站稳了脚跟的她不顾自己正风生水起的写作事业而执意选择逃避。而之所以选择日本,除了经济上的考量之外,他们当时的朋友,鲁迅信赖的翻译家黄源,其夫人许粤华正在东京学习日语,而萧红弟弟秀珂作为伪满洲国留学生也正在日留学。然而萧红去到东京不久,华女士就因家中变故匆匆回国,秀珂也回到上海,他在日本期间都没来得及与姐姐见上一面,所以萧红在东京的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是非常寂寞的,只身一人,举目无亲,不懂日语,也没有可以照应的朋友,但即便如此,她仍然打算照着与萧军事先约定好的一年时间呆下去,纵然对故土亲人的思念每每深切地折磨着她,也依旧未动归国之念,这种程度的决心如果只用“逃避”或“散心”来解释,似乎也是不够充分的。

  孤独感背后,藏着更为复杂的心绪,她其实在徒然做着努力

  巨大的内在能量竟然没能被萧军发现并得到尊重,萧红对此是失望的,直至看到《为了爱的缘故》的手稿,这种失望之情跌到底部,从而产生一种“身处牢笼”之感

  从这批书信的具体内容来看,孤独自然是首要的主题。为人熟知的那个“黄金时代”的典故,就出现在1936年11月19日给萧军的信中。“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此外,表达寂寞之情的语句在其他信中也屡屡出现,比如萧红曾感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她不能习惯的,因为太安静了,一到了晚上,竟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死寂得可怕,她甚而由此认定日本人过的是反人性的生活。去国离乡,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独自生活,对时年才25岁的萧红来说会感到寂寞是相当自然的,这也应在她自己的考虑之中。所以我们要探讨的不应仅仅停留在这种寂寞之情的合理性上,因为在萧红看来,这种寂寞的、只能以书信的方式维系与萧军的联系方式,在那个时期可能反而是更让她感到合宜的。确实,即便从二萧之间的感情这个角度来体察,也并不难发见在这种孤独感的背后,萧红更复杂的心绪。比如在对“黄金时代”的表述中,她提到了“笼子”,并且将自己的处境与他人“舒展着翅膀”的处境进行对比。这“笼子”是什么呢?是现实环境吗?显然不。因为日本时期的萧红恰恰是非常自由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没有经济压力,也没有家庭的压迫,一切行动自己做主,对比其早年的生活,这难道不正是她千辛万苦挣来之自由的具体表现吗?为什么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萧红反而会生出“身处牢笼”这样充满悲凉和无奈的感慨呢?

  这“牢笼”,似乎更应该理解为“心牢”,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捆绑,自我束缚罢。事实上在写完这段话之后,萧红马上补了一句:“均(对萧军的昵称):上面又写了一些又引起你误解的一些话,因为一向你看得我很弱。”这看似轻巧的表达其实是很沉重的,它透露出了萧红的恐惧,她害怕萧军嫌弃她弱。其实在之前的11月6日,萧红刚给萧军去了一封信,谈到了自己对萧军寄来的一篇新作《为了爱的缘故》的读后感。这篇小说是以二萧的恋爱经历为基础而写成的,有很强的隐射性,因此萧红会在回复中说:“你真是还记得很清楚,我把这些小节都模糊了去。”然而对萧军记忆清晰的这些细节,特别是对女主人公“芹”(以萧红作为原型),她又有怎样的评价呢?在信中,萧红用了“颤栗”二字。她说:“芹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读了使自己感到了颤栗,因为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她甚至读到了萧军这样刻画芹的深层用意,乃是嫌弃芹那幽灵似的性格“妨害”了他的自由。这对萧红而言,在精神上是非常难以接受的。首先,她再次认识到(在去日之前她应该已经有所认识)在心爱之人眼中的自己事实上是对真正的自己的扭曲,萧军也许并不了解,也不愿更深地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真实的她自己非但不可能是一个“幽灵”式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有着极强的自我认同,有着丰富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女性。追求独立与自由,摆脱家庭的束缚与漠视是萧红很长时间以来进行抗争的原初动力,而巨大的内在能量竟然没能被萧军发现并得到尊重,反而,在后者眼中,她一直是一个在最落魄的时候被他拯救,经他引导才走上写作道路,并时时需要他来帮助和肯定的弱女子。